“肉体是拿来用的，不是拿来伺候的。”
《皮囊》是福建泉州籍作家蔡崇达的首部散文集。
读蔡崇达的散文，犹如品读小说，细腻无声，触动人心。
平实而朴素的文字，往往更具穿透力。
书中的每篇散文无不在写家乡泉州。
蔡崇达认为，闽南人重“根”，无论在哪里，都惦记着故乡。
“我在外面受到的冲击，需要克服的困难越多，越需要一种支持、安定的力量，需要回家。”
书中第一篇散文《皮囊》，蔡崇达为我们追忆了自己的太婆——一位拥有坚硬皮囊的老人，以及太婆带给他的力量。
蔡崇达说，家乡泉州给予他的就是这样一种安定的力量，遇到事情他就回家，“也没做啥事，就在小镇里、泉州市区或者寺庙里走走逛逛，就觉得特别舒服”。
《皮囊》节选阿太是个很狠的人，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。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喊“哎呀”，在厅里的我大声问：“阿太怎么了？”“没事，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。”接下来，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，她自始至终，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，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。她曾经把不会游泳，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，让他学游泳，舅公差点溺死，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。没过几天邻居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。所有邻居都骂她没良心，她冷冷地说：“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，又不是拿来伺候的。”等阿太出院，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她故事的真假。她淡淡地说：“是真的啊，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，不会有出息的，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。”说实话，我当时没听懂。......后来我上大学，再后来到外地工作，见她分外少了。然而每次遇到挫折，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——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。虽然我说的苦恼，她不一定听得懂，甚至不一定听得到——她已经耳背了，但每次看到她不甚明白地笑，展开那岁月雕刻出的层层叠叠的皱纹，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。
关于贫寒：母亲的房子
蔡崇达生于年，曾任职于《新周刊》，24岁担任《生活》月刊《周末画报》新闻版主编，27岁任《GQ》中国版报道总监，34岁创办“服装品牌孵化器”MAGMODE名堂。
我们难免会将蔡崇达与同样年少成名的蒋方舟相提并论。
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，16岁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主席，19岁被清华大学“破格”录取，23岁开始担任《新周刊》的副主编。
他们后来成为了好友。二人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，贫寒曾经伴随他们的青春。
在《母亲的房子》一文，蔡崇达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，父母筹建房子的种种辛酸。
父亲曾许诺，给母亲盖一座房，他做到了一半，不久就瘫痪了。体重不达90斤的母亲一边照顾丈夫，一边拉扯儿女，咬牙度过了很长一段岁月。父亲去世后，房子成了母亲心里的火种，从未熄灭。
围绕这座房子，发生了许多令人撕心裂肺的事情。
蔡崇达蒋方舟也在采访中提到，自己小时候家境贫穷，家住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。十二三岁时，父亲收入微薄，母亲下岗，要靠着自己写专栏的收入生活。
她说，每到放学回家，在门外喊着今天吃什么时，就是她母亲给自己“下跪”的时候，因为确实没有吃的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。
贫寒的家境磨砺出他们坚韧的个性和敏锐的触感，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源泉。
《母亲的房子》节选在那两年里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，回来时我会听到后院里她扔了什么东西，然后一个人走进来，假装每天这么准时的出入一点都不奇怪。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，但心里早清楚。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，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。她偷偷地出去，悄然把菜扔在后院，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，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，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。我们谁也没说破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。......回北京的前一天下午，我带着母亲到银行提钱。和贫穷缠斗了这大半辈子了，即使是从银行提取出来的钱，她还是要坐在那一张张反复地数。清点完，她把钱搂在胸前，像怀抱着一个新生儿一样，小心翼翼地往家里走。
关于理想：厚朴
从蔡崇达和蒋方舟两人身上，均可以窥见理想主义的影子。
两位学霸的青春期都是在压抑和奋斗中度过的，其间充斥着理性的规划，也不乏对于现实生活的反叛。
他们从未停止思考真实世界与梦想之间的关系。
在《厚朴》一文中，蔡崇达讲述了大学时期，自己和一位充满理想主义的室友之间的故事。厚朴的名字来源于英文HOPE，在笔者看来，他与室友厚朴之间的关系，更像是自己内心世界里两个对立面的写照。
《厚朴》节选高中时父亲的病倒，让我必须保证自己积累到足够的资本，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还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。大一，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两个学期都拿奖学金，生活费都从那儿来。打一份工，争取第一年攒下三千块为毕业找工作备粮草，然后进报社实习。实习是没有收入的，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：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。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。但厚朴不一样，他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，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，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。厚朴参加了吉他社一一理所当然，毕竟他想组建乐队，然后他又报名了街舞社、跆拳道社一他甚至说自己想象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爱的情景。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，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。这些社团或许更准确的描述还可以是一一通过假装弹吉他、跳街舞、写诗歌来集体自我催眠，以为自己变得现代、时尚的邪教组织。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。真实的世界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。就这样，我和厚朴朝两个方向狂奔，以自己的方式。......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，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：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，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。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，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。......后来我去了北京工作，厚朴在“在北京，有没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觉?”他这样一问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。这样提问的人，显然没有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奔赴梦想。我没能说出口的是：厚朴，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，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，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，而是务实、谦卑的，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。......
厚朴的死，对蔡崇达产生了极大的震动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谓的规划和自律。
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，迅速在胸口膨胀。张了张口，试图想发出点什么，却始终没有一点声音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几年来，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，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，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。大学四年，毕业工作两年，我一直控制着自己，没学会抽烟，没学会喝酒，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。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，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，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。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？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是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。
与蔡崇达相似，蒋方舟度过了一个无比压抑的高中时期。她曾在博客里回忆自己的高中岁月。
高三那一年，老师告诉我们：“要想成绩好，就不能交朋友！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呆在一起的？”他的话，成为了我青春期孤僻、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。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，说：“每次看到你，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。”......凌晨3点钟，很多寝室还都透出光来，他们还在学习，学习，学习是不妥协的、严厉的。必须学习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而且没有幻想。学习一切，以及它的对立物。
即使身处这样的高压之下，她也从未彻底丧失自我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自习或者考试，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，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，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，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，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。——节选自蒋方舟博客《我那诡异无比的青春期》
蒋方舟年，在泉州师范学院的《皮囊》新书发布会现场，刚刚踏出校园2年的蒋方舟作为蔡崇达的朋友为活动站台，她这样忠告现场的大学生：
“现在这个社会金钱是贬值的，文凭也在贬值，只有人生经历是不会贬值的。作为一名大学生，满分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不要为了一个漂亮的简历，而失去追求自己喜欢东西的机会。我们可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变得很现实和功利，但大学四年的时间，一定要尽可能地去做一些没那么现实的事情。哪怕你的成绩没有那么好，也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。对什么东西感兴趣，就一定要去做。”
如今，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蒋方舟，仍然全力推崇着理想主义。
去年八月，蒋方舟在成都接受采访时，被问到“年轻人是否应该把爱好当做事业？”，她说：
“一方面，在这个“饿死”和“一夜暴富”都挺难的时代，“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”这样一件看起来性价比很低的事情，反而变成了一个最保险的选择，你至少做了自己爱做的事情。另一方面，现在的90后和00后的爱好，跟我们那个时代相比，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和细分，那么选择一个细分领域，并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，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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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：欢喜无厌撰文：马千万配图：来自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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