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历史上对宗教的态度,从来不因为其宗教意义而允许其成为特例。——宗教意义成为特例,在中国文化史上就不存在过。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的理性判断标准,叫“实用主义”,或者叫“统治实用主义”。“实用主义”是自上到下地根植在我们民族性里的;对宗教的看法也是这样,叫“统治实用主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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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课我们讲,中国历史上的反佛,意识形态往往是借口,实际上,大部分是在反对具体执行佛教的人,反对的是僧团和独立的寺院经济——是反对僧权而不是反对教权。中国反佛运动中著名的士大夫代表——韩愈、李翱,这我们在“禅宗史”里都讲过,他们实际上一边激烈地反佛的同时,一边也是同情佛教,在信仰上也倾向于佛教,在他们的晚年甚至与佛教暗合。
在中国古代史上,其实没有发生过绝对化的反佛——就,很绝对的……就,知识分子整体都反佛——没有。总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伙人为代表,在相对化地反佛。他们反的是寺院经济、僧人权力,以及这些腐化堕落的僧人对世俗风气的影响。真正绝对化的反佛只发生在近代,这是一种信仰者对另一种信仰者的讨伐,那就不需要客气了。因此,把中国历史上的反佛运动上升成*权与教权的矛盾,其实,在理论上是过于绝对化了。
佛教,它虽然处于生死循环的人间,但是,它最终的目的是要跳出这个循环,打断这个轮回,对吧,它的终极目的就是——跳出生死循环的人间,叫作:打断轮回、解脱生死。怎么解脱?你总得有方法吧?大而化之地说,这个解脱方法就是三门儿——三门儿课:戒、定、慧。
第一科,戒学——就是戒律。在僧人叫“戒律”,在我们叫“纪律”。所谓严守戒律的生活,佛教称之为:清净的梵行,对吧。清净的梵行就是守戒律。清净的梵行作为一种生活要求,那必然就要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活形式,而这种生活形式就是寺院生活。寺院生活,是一个封闭而且相对独立的环境,在这里,僧团成员们信受奉行,以戒为师,兼修定慧。
为了解脱生死而在寺院中修行,这个宏大的目标,导致普通人对寺院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浓厚的兴趣,以及好奇。并且,寺院生活,它是以一种“社会割据”的形式存在的。什么叫社会割据?就是这个群体存在于我们的世间,但是又自我割据成一统,依居于寺院,形成“社会割据”。这种“社会割据”叫什么呢?叫作:在我的地盘儿上,你还不听我招呼。这种性质,必然遭到统治者强烈的抵触。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上,统治者并没有——甚至从来没有特别高看过佛教一眼,对吧。信归信,宠归宠,但从来没有特别高看他们一眼。
因此,*治上对于佛教这种强烈的抵触,就会落实到现实层面中来。这种来自*治的抵触,其实可以回答西方宗教学家一直对中国佛教史的一个疑问——就是,佛教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宗教,为什么从来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样,取得过意识形态的最高点呢?这就是东、西方的不同了,对吧?西方就有,东方就从来没有过。
佛教在中国发展,除了思想理论上跟中国文化交锋,交锋完了之后你还得融合,除此之外,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在生活层面上。在生活层面上,佛教需要寻求一种社会认同感——光有理论认同感是不够的,那是思想层面的,还要有社会认同感。对吧,理论认同感,知识分子就行了;社会认同感,那要老百姓——你毕竟要扎根于生活。
一个人,一般的社会认同是分两个层面的。什么呢?领导怎么看你,群众又怎么看你,对吧,社会认同——领导怎么看,群众怎么看。群众怎么看无所谓,关键是领导怎么看你,对吧?一个人如此,其实佛教也是如此——领导们怎么看。
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,从古至今,到现在为止都一样。帝国的权威不允许在国家之内存在任何反社会,或者半自治的社会群体存在,尤其是在农业社会背景下,它也不允许有一个不事生产的群体。总之,对这个“不事生产”这件事,它就抱着敌意,对吧?你不生产哪儿行啊?不劳动不得食。
中国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,从来不因为其宗教意义而允许其成为特例。大家记住这一点啊——宗教意义成为特例,在中国文化史上就不存在过。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的理性判断标准,这种标准叫“实用主义”,或者叫“统治实用主义”。所以说,“实用主义”是自上到下地根植在我们民族性里的;对宗教的看法也是这样,叫“统治实用主义”。
任何一种宗教,都仅仅是一种思想体系,不光是外国的——不是说,我们就把外国的宗教当作思想体系,即使对我们中国文化自身的内生性思想体系——儒家也好,道家也好,法家也好,对吧,我们也是根据他们的实际功效来评价它们的好坏的,而不是根据它们的宗教作用,或者是“形而上”的价值。在中国的*治实操中,“主义”的旗子可以打,但是操作还是要按“实用主义”的价值来。
中国内生的思想体系——古典哲学也好,后古典哲学也好,每一个学派,基本上都要关心一个命题,就是——“如何把握这个世界”。我们今天,种种大师,种种老师,各种鸡汤始终灌的问题,实际也都是围绕这个问题——就是,作为一个个体,作为一个人,你如何把握这个世界。但是,中国的各个学派,他们的回答不同。佛教的目的显然也是告诉你如何去把握这个世界,而且还更多,因为,佛教同时附加赠送给了你一条出世间的道路。
如果以这个问题做分类的话——就是,以“如何把握世界”这个问题来分类中国的思想的话,佛教思想仅仅是中国诸多古典学派中的一个。我们承认——道教也是一个,佛教也是一个,儒家也是一个,我们承认,佛教,它恢弘、宏大、广博、精深……哎,各种好词……但是,在思想上并不认为它比其他学派还有什么更特别的地方。换句话说,在中国文化中,任何一个思想,都没有一个特别高的位置,都是根据“实用性”——不同的时期的“实用性”做考量的,自古没给过宗教一个特别高的位置。
更进一步地说,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,中国的宗教就从未形成过一个明确的、有规模的社会群体——就,什么时候说,中国社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、可以清晰界定的、有规模的群体,说,叫“什么教徒”——没有过!他们的信仰都很模糊,佛教也好、道教也好、观音教也好、白莲教也好、一贯道也好……自古至今都算上。因此,就谈不上什么基于这个群体而产生的教权,对吧。
欧洲的基督徒就不一样了,他们是在明确有规模的群体上产生的教会组织;我们中国就谈不上这件事情。即使,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种明确的、有规模的宗教群体,它往往也是出现在一个王朝的末世——天下大乱了,需要打着救世的宗教幌子起义,比如说:汉末的*巾*、元末的白莲教、清朝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太平天国——就是,这种半*治、半宗教的农民起义。在这个阶段,才可以勉强称之为出现了类似教权的组织,除此之外都不算。
学习笔记源自整理喜马拉雅音频,闲者知无涯老师的《新佛学金刚经系列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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